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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RFA自由亚洲 三中全会7月18日闭幕，中宣部部长连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超前部署各地党员干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通过的《决定》，定调会议《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动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挺三中全会为”中国改革开放矗立起新的里程碑”。 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本周四（18日）闭幕，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晚召开宣传会议，部署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新华社报道，中宣部在京召开学习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全力以赴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旅居日本的学者肖迪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三中全会除了官方所说的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他看不到具体内容。他还说，北京高层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基层表态支持是一贯的做法：“啥东西都没有啊，这种事情真是不能细说（评论），基层对此起码要表态吧。实际上，他们（中央到地方）唱了一个‘双簧’，（中央）开会的人和（基层）表态的人是一回事，各省市一、二把手都去（北京）开会了，各地重要核心部门人员也去开会了，那不是‘双簧’吗？关键是我们曾经说过一句笑话‘别看广告看疗效’。” 定调三中全会 《决定》是深化改革的总动员 据报，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指出，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学者肖迪说，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尚未公布，中宣部就号召基层学习，显然是超前部署：“已经超前了。就像当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1988至1998），江泽民的讲话还没出来，他就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学习江泽民讲话精神，拿到《人民日报》社，说他分析透了，还说给钱，有偿的（付钱给编辑）给我发一下。结果江泽民发怒了，说我话还没讲，他的学习精神出来啦。” 据人民网报道：三中全会向国内国际释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三中全会显示管制力度大于开放 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苏镇宁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三中全会公报呈现了未来五年中国政治和经济方向的大致内容：“这个《决定》其实是一个不必要的决定，因为它相比二十大报告并没什么大变化。基本上是对过去12年政治路线的再确定，并在此基础上因应当前的一些形势，包括对公报所言‘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的两个大局作出调整。” 三中全会会议公报首先表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及“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苏镇宁说，三中全会内容显示，所谓改革，并非真的改革，开放也不是更开放，而是在加强政治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而管制的力度大于开放：“管制优先是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这种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基调也是这次大会成为十足内部会议的关键点。这与国际国内人士的期望有着巨大差距。” 苏镇宁认为，中共用“统制经济”（dirigisme或dirigism）计划在2029年实现其战略目标，也是为六年后以某种战略行动作准备。

文章来源: RFI华语 野村证券 (Nomura) 的一名高级银行家王忠和因去年涉对科技交易员包凡的调查案而被禁止出境，目前他已获准离开中国大陆。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称，野村国际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王忠和已返回之前驻扎的香港。 该报称，野村国际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王忠和已返回香港。 其中一位最近与王忠和见过面的银行家表示，王忠和现在回到香港，并补充说：“我认为他过得还不错。”目前尚不清楚禁令何时解除，但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禁令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内解除的。英国《金融时报》于 9 月首次报道了王忠和被禁入香港的消息。 去年，对王忠和这样资深的人物实施出境禁令，令香港金融界不寒而栗，当时人们对中国商业环境的信心已经很低。银行和其他跨国企业依赖其高管能够进出中国内地。 王忠和没有立即回应领英上寻求评论的消息。野村证券拒绝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美国国务院建议人们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因为当地法律被任意执行，包括有关出境禁令”。 《金融时报》9 月报道称，王忠和抵达大陆后被禁止离开。在出境禁令实施期间，他被允许在中国大陆境内旅行，并未被拘留。 英国《金融时报》称看到了王忠和于 9 月 13 日发布的社交媒体帖子，这位银行家表示，他正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省旅行。 禁止王忠和出境的消息是在投资集团华兴资本创始人、前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银行家包凡于 2023 年 2 月失踪几个月后传出的。华兴资本当月晚些时候表示，包凡“正在配合中国当局的调查”。 两位知情人士去年表示，王忠和被禁止离境与他在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任职有关，当时他与华兴资本前高管丛林同时在这家银行工作。2022 年，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传唤丛林进行“监管谈话”，据报道丛林随后被拘留。 根据王忠和的领英页面，他于 2018 年加入野村证券，此前曾在工银国际和德意志银行工作。他在华尔街工作后于 1996 年移居香港。 金融时报称，中国曾多次无故拘留高级商人和官员。

文章来源: 观察者 7月18日，中国游泳国家队的营养师于良在微博上发文感慨，全队31名运动员在到达巴黎后的10天内，总共接受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的检查200次，平均每天接近20次，每人平均5-7次。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到，长期以来，中国游泳队运动员都在接受不正常的、高频次的兴奋剂检测，尽管如此配合，且鲜有怨言，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试图以舆论威逼的方式，败坏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声誉，意图通过肮脏的场下手段，剥夺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临近，又一场由美国政府发起、媒体冲锋在前，针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围猎，已经悄然上演。 《纽约时报》近期刊发的关于2021年中国游泳队23名运动员受污染事件的文章 早在今年4月初，德国电视台ARD和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连手，先后就一桩发生在2021年的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曲美他嗪检测阳性事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起诘难。《纽约时报》起了一个相当惊悚的标题：“23名中国游泳选手东京奥运会前药检阳性，仍参赛并夺牌”，字里行间都在暗示，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奖牌都是靠吃药吃来的。 文章开篇就断言，这是一次在中国高层官员和国际兴奋剂检测组织联合运作之下被掩盖的兴奋剂丑闻，且不断地在后文中重复提及中国在兴奋剂使用方面有不良历史，因此不值得被信任。贯穿全文的除了一大堆言之凿凿“这里肯定有猫腻”却不能透露任何身份信息的知情人，并无任何关键性证据的提出，只有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格特声嘶力竭地表示：“所有掩盖这些阳性结果、压制勇敢举报者声音的肮脏之手，都必须依照法规充分追究责任。” 《纽约时报》甚至在文中使用俄罗斯花滑运动员卡米拉·瓦利耶娃在曲美他嗪呈阳性检测后被禁赛的案例（在此案件中，瓦利耶娃曾经提出自己是误服了家中长辈的心脏病药的主张）来暗示，中国反兴奋剂机构（CHINADA）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提供的运动员误食摄入曲美他嗪的说法并不值得采信。 至此，《纽约时报》得出结论，没有实施任何停赛处罚，也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竟然默许了作弊的中国运动员去参加东京奥运会。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将这种“作弊”行为和中国为取得荣誉不择手段的抹黑联系起来，为此，甚至不惜对世界发兴奋剂机构开炮，断言其公正性早就受到多国的怀疑，现在唯有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才是一心一意在维护国际体坛的纯洁和干净。 显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这种恶意中伤十分不满，迅速对《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进行了有力回击。在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官网4月20日发布的一篇声明中，开头第一句就是“鉴于本周一些误导性和可能诽谤性的媒体报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将提供关于23名中国运动员在2021年测出曲美他嗪阳性的更多资料。”——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愤怒已经快溢出屏幕了。 在这份声明中，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详细记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2021年6月，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接到了来自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通知，有23名游泳运动员在该年年初因为无意中接触到污染物而被检测出曲美他嗪阳性的事实。接到通知后，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按照正常的调查流程，先是从中方手中获取了完整的案件档案，随后又收集了关于这次曲美他嗪检测阳性案件的科学信息（为对外公布），并向其他独立的科学专家咨询。在长达数周的审查之后，科学家和外部的法律顾问彻底验证了中方提出的污染理论，且鉴于污染的具体情况，认定运动员没有过错和疏忽，最终根据外部律师的建议，不将该案件提出上诉。 可见这件被西方媒体热炒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药物检测阳性事件并不复杂：发现药检阳性——中方机构主动报告——国际机构介入调查——调查结论没有过错，不予追究——案件终结。 2022年，国际检测机构曾经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此次事件的样本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情报和调查部门再一次对该案件进行了独立审查，得到的结果是遵循了正规的程序，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 2023年4月，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收到风声”，通过电子邮件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取得联系，要求了解案件经过。他们声称“一个未明的信源”提供的情报表明，有阳性案例被刻意隐藏。 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药检阳性的结果就是由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自主上报的，何来刻意隐藏一说？唯一的解释，大抵就相当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版的“我有一个朋友”吧。 对于美国三番五次的胡搅蛮缠，被搞得心烦意乱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声明中直言，如果美方向他们提供任何证据，他们可以开始重启案件调查。但关键就在于，美方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并且，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还拒绝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同那个所谓的“一个未名信源”进行任何接触，以了解情况。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维斯·泰格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官网 同一天，面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维斯·泰格特的无端指控，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还专门又发了一条声明，称其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旨在破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保护全球体育的工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别无选择，指出对于特拉维斯·泰格特的虚假指控，会将此事提交法律顾问采取进一步行动。 熟练掌握新闻学奥义的西方媒体当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官方说明不买账，仍像个坏了的复读机似的，不断重复着“事发新冠疫情期间，你调查受限，所以证据不可靠”“23名运动员同时被检出药物阳性，规模之大必然是有更高的力量在背后主导”“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根本无法指明污染的发生途径，不能让人信服”等言论。在舆论的轮番轰炸之下，不堪其扰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在4月22日专门召开了一场面向所有人的媒体会，并在会后上传了会议录像。 在此后的两个月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又发布了一系列的官方文件，回击西方媒体的虚假指控。平均每周都要发布一篇，数量多到直接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创建了一个专栏。4月29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传了一份名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出版的有关中国游泳选手受污染个案的介绍和常见问题》的PDF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就部分西方媒体提出质疑的内容再一次从细节和逻辑上予以澄清。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官网上发布的专栏文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予了明确的解释和回击： 2021年1月1日-3日间，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收集了60份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尿液样本，这是一场全国性质的游泳比赛，共有201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不是奥运会选拔的资格赛。 由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认可的北京实验室在检测发现药物反应呈阳性后，相关结果便进入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管理系统（ADAMS）中。2021年4月，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正式通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一情况，且开始调查样本中曲美他嗪的来源。 综合所有因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认定这极大可能就是一起群体受污染事件。 首先，参加检测的23名游泳者的28个阳性样本都是在同一时间送检，但曲美他嗪的检出水平一直都非常低。 其次，这些游泳运动员来自中国不同的省市、注册在不同的俱乐部、由不同的教练指导，当这些阳性样本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刚好聚集在一个地方。在整个比赛期间，许多选手都频繁接受检测，其中一些人甚至留有连续两天到三天进行检测的记录。有一些运动员在几个小时内的检测结果，有阳也有阴，这与故意摄入兴奋剂以提高运动表现的情况不符，也与微量摄入的情况不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住在另外一家酒店的三名运动员在接受检测时，没有一人出现过一次阳性反应。 在此后的五个月内，中国的游泳运动员没有被安排参加任何国际游泳比赛。2021年6月15日，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向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通报，他们在涉事酒店的厨房（调料罐、排风扇和下水道中）检测到曲美他嗪，因此推断运动员是在无意中被污染，后续不会以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立案处理，这一决定同时也上报给了世界水上运动协会（国际泳联）。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在21天的上诉期限内，将卷宗交由外部律师审查和咨询，并要求科学部评估。经过彻底的科学调查，包括从曲美他嗪制造商处收到的反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科学部门最终认定，污染说法可信，没有其他的具体科学因素能对其提出质疑。 7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收到一名英国律师起草的法律咨询意见，他认为没有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的必要。世界水上运动协会也就这一立场达成一致，决定同样不对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提出上诉。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多次向公众作出解释，从过往的经验看，曲美他嗪的污染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比如受污染的营养剂、肉类、水等，目前没有别的证据表明兴奋剂的摄入，所有的证据都支持中方提出的污染理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证据是，所有阳性样本的分析结果都在一个非常低的浓度范围之内，以运动员不止一次接受测试的情况来看，这与故意摄入曲美他嗪的情况不一致，反而与某种形式的污染相一致。 对于以《纽约时报》为首的部分媒体，刻意炒作俄罗斯花滑运动员瓦利耶娃的案件，来类比此次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事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直言不讳地进行了强硬的否认。瓦利耶娃关于接触到祖父的治疗药物而被污染的解释，与曲美他嗪的药代动力学不符，因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才在特设法庭上对她提出了质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之后采信了该立场，也是基于瓦利耶娃的解释有着严重的证据缺陷。 尽管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定性为污染事件，但路透社报道标题却为美国正在调查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案路透社 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到处嚷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觉得”的西方媒体，参与实际调查的各方都追求确凿的证据。 对于中国运动员是否会因为此次曲美他嗪的摄入而在比赛中获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同样干脆利落地以科学的解释予以否认：根据样本中检测到的曲美他嗪的浓度，这些运动员本就不会在2021年1月1日-3日的全国比赛中有任何成绩收益，更不必说在七个月后举行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赛事中。 眼见在科学证据上无法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驳倒，西方媒体又十分灵活地将话题引向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公开的必要性，不然就有理由怀疑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内部存在对中国的包庇。 对此，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严肃地指出，公开发表运动员没有过错或疏忽的案件对于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引用了最近一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实例，在这个同样没有被公开的案件中，运动员被发现通过对他们的狗服用药物而无辜地接触到了违禁物质，上文中提到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就对此公开引用了如下说法：“如果运动员从完全无辜的来源接触到违禁物质并对运动成绩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继续主张不该判其违规或公开宣布。” 如果按照西方媒体的思考逻辑，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厢情愿的质疑就行，那么面对给狗喂药而接触到违禁药品的解释，他们能够全盘接受还真是非常的符合情理。…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中共中央20届三中全会周四在北京闭幕。会后发布的公报中，提出了内容广泛的政治及经济目标，包括促进工业现代化、提升内需以及遏制房地产及债务危机等，但公报中并未提及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 中国官媒新华社周四发布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再度强调了坚持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 公报称，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篇幅长达五千字的公报中，罗列了涉及广泛内容的目标，比如提升内需、保障社会安全、改善医疗保健以及财富分配等等。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改革目标，过去几年经常出现在北京的官方文件中，并无太多新意。公报称：“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分析人士指出，三中全会的公报显示出，北京将会继续维持既定路线，看不出任何改变现有经济政策或发展模式的迹象。保银资产管理（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经济师张志伟（音）对路透社表示：“现在看不到任何改变宏观政策的明确信号。” 此次被中国官媒赋予“划时代意义”的三中全会召开的时机，正值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因经济疲软怨声载道，而国际上，中国的工业政策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诟病。 由于工业产出下滑，境外需求减少，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此前的预期。与此同时，房地产危机仍未出现缓解迹象，私人消费仍处低迷状态。 公报中再度强调“要积极扩大内需”，但并未提及具体措施。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 中国部负责人艾文特-普理查德（ 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旨在提升经济安全、扩大产出的政策同旨在增强市场力量、实现供需再平衡的政策之间，显然还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 德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称，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只是一个“共产党口号”的集成，党内就经济政策达成的共识，想必今后数周和数月之后才会逐渐露出水面。 正如观察家预期的那样，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利用此次党的会议再次重申“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去年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意指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实现制造业现代化，从而开启一个高增长的新时代。 公报中也提及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声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疲软状态。地缘政治紧张、地方债务、房地产危机、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人就业难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令许多中国人对前景缺乏信心。也正因为如此，此次中共三中全会会不会出台重振经济活力的改革举措，曾引起广泛关注。

文章来源: VOA 美国共和党党代会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星期四）晚间落下帷幕。党代会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有关台湾的一席言论让他再次登上了中国的微博热搜。部分中国网友认为特朗普此番言论或有助中国对台湾的企图。“川建国”这个外号再次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网友的评论当中。 7月17日，《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一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专访(采访于6月25日完成)，其中他谈到了半导体芯片产业和台湾。“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他说，“他们(台湾)确实夺走了我们100%的芯片业务。我们和保险公司没什么不同，我认为，台湾应该向我们支付‘防务费用’。” 中国官媒网民借机发挥 虽然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后，台湾领导层随即表示台北愿意支付一些费用，但中国官媒不失时机地试图“离间”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环球时报》发表署名为《被特朗普点名交保护费，岛内哗然》的文章，指出“买再多都无法满足特朗普”，台湾应该摒弃依靠美国，而转回发展两岸关系。 《环球时报》前总编、时评人士胡锡进在微博上说：“特朗普的话表达了他想压榨台湾支持美国经济的强烈意图…….鉴于特朗普重回白宫的几率大增，倚美谋‘独’赖清德当局听到特朗普的话，一定心里拔凉拔凉的。” 微博上，特朗普从前的外号“川建国”再次涌现。这个外号暗指特朗普的政策不利于美国，间接帮助中国更加强大。 7月17日，网友“老曾阿牛”写道：“建国同志将促进收复台湾省”；“川建国只会加速我统一进程。” 网友“偶然V博”写道。网友“Kingdonme”说: “特建国当选，台湾统一。” “川建国”这个绰号第一次出现可能可以追溯到2017年。2017年4月1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报的一次专访中说：“朝鲜半岛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正值朝鲜半岛危机白热化时期，同时中韩关系正因为萨德事件而处于尖锐化状态。 自那时起，中国社媒上有关特朗普是中国派往美国卧底这种说法开始出现，中国网友们开始亲昵地称特朗普为“川建国同志”。后来，每当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出了任何不利于美国盟友关系的外交政策时，“川建国”就会再次出现。中国网民相信特朗普的做法导致美国国际领导力下降，反而有利于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 也有很多网友觉得特朗普是个生意人，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有钱什么都好谈”。 “不听不听胖丁念经”写道：“懂王：打钱！” “懂王”也是中国人为特朗普起的外号之一，意思是什么都懂。网友“忘川河畔花谢了”说：“川宝上台以后国家可以就台湾问题跟他接触接触，谈谈价格，未必就不能买回来！” 陈鼎：特朗普言论不代表会放弃台湾 不过，新泽西拉玛珀学院(Ramapo College of New Jersey)政治学教授陈鼎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并不代表他会放弃台湾。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不认为特朗普最近与彭博社的言论表明他的潜在新政府会放弃台湾，但他想在那里设定自己的价格，就像他对北约、日本和韩国的评论一样，以表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承诺和防御不是免费的。” 他说，与其说特朗普是孤立主义者，不如说是单边主义或交易现实主义者。“他不会采取全面干预和全球承诺来推广某些普世原则和价值观(即传播民主)，而是根据美国是否会获得任何显著的物质利益来看待每一项外交政策。”陈鼎说。 陈鼎说，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遵从的是“杰克逊主义”，即将捍卫和保护美国国家利益视为第一要务，推动和美国贸易伙伴建立更符合重商主义的贸易关系，疏离遥远的海外盟友和国际机构，并更依仗现实政治大战略而非在海外传播民主或再造国家的方式，来强化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之音就中国网友的评论询问共和党选举委员会的看法，至截稿时并未收到评论。 另有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会造成美国的内乱，从而使得美国无暇顾及中国。 网友“我爱白云的故乡”写道：“懂王上台有两个主要任务要完成：一是解散北约。二是摧毁霉国经济。完成以后就可以光荣退休了。” 网友“真水无香”则说：“美国这节奏要内战的节奏，历史上士大夫阶级不允许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位想法很好，但不是他这一届政府能缓和解决的，船大掉头不能太猛，特朗普一顿改革太猛的话容易内乱，不过关我尿事，看热闹不嫌事大。”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人似乎支持特朗普的回归。他们觉得，一个更加分裂、可能陷入混乱的美国将不会那么专注于对抗中国。” 拉玛珀学院的陈鼎说。 另有一些网友则同时嘲笑两名总统候选人，78岁的特朗普和81岁的乔·拜登(Joe Biden)，说道“从美国选出来的总统就能看出，这个国家离灭亡也不远了！” 陈鼎认为，很难说这些网民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当局的看法。不过，他提醒这个希望特朗普当选的网民想想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做的事情。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并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将中国指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自此拉开了美中竞争的局面……我不认为他的第一任期让中国受益。”陈鼎说。不过，他又说，由于特朗确实难以预测，不能排除他如果再次当选，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也有中国网友认为，特朗普太变化多端，不适合担任国家领导人。 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骆斯典(Stanley Rosen)此前对《纽约时报》说，即使是觉得特朗普政策不靠谱的中国人，也将他视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挑战传统者。他认为，中国人欣赏难以捉摸的、自信的性格，历史上毛泽东也属于这类人物。 特朗普家人为其加分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家人也为他在中国人那里加分。在7月17日的共和党党代会上，他的大孙女，17岁的凯·特朗普(Kai Trump)发言，回忆她爷爷“充满爱的关怀”。…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支付难题，已经引起了高层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强调要聚焦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支付不便问题，加强协同配合，加大必要的资源投入，多措并举打通服务堵点，推动移动支付、银行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并行发展、相互补充。 2023年，第一次从香港重返上海的江山发现自己“没钱花”了。 疫情期间，因为长时间不在上海生活，他名下所有支付宝、微信支付绑定的银行账户因为太久没动而被冻结，想刷POS机很多地方也都不接受。他意识到，“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很多境外人士回来或者旅游都会很不方便”。 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香港大中华会执行主席，江山在2024年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境外人士境内支付便利化》的提案。他认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将刷卡和现金作为主要支付形式，使用移动支付的人不多，不同的支付习惯造成了境外人士入境的支付难题，并引发了一系列衍生的“数字障碍”与“数字鸿沟”。 这个问题在当前显得更有紧迫性。近期，中国免签的“朋友圈”持续扩容，与越来越多国家正式迈入“免签时代”。1月28日，中国与泰国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1月25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此前，自2023年12月1日起，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随着中外人员往来进一步密切，部分境外来华人士支付不便的问题已经引起重视。2023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已经建立了专项工作机制，下发了指导意见，正在组织各单位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解决方案概括来讲就是‘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境外来华人士支付问题涉及商务、金融、文旅、交通、外事、公安等多个领域，是外国人通向中国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努力。如何让入境者得到最佳的体验，才是核心问题所在。 “外卡”难刷 advertisement“2023年，我的很多同事来中国后产生了困扰。”在华生活的加拿大人大卫所在的公司属于质量检测行业，因此员工经常要去中国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出口工厂工作。到了这些地方之后，大卫和同事发现，只能在酒店刷卡消费，出了酒店之后就没有可以刷卡的地方，大部分地方都是只支持扫码支付，使用现金也不方便。 “即便在附近的餐厅付了预付款，想要使用信用卡结账时，餐厅经常会假装机器坏掉了或者不记得如何使用为由拒绝刷卡。”大卫提到，同事们只能一直在酒店吃自助餐。 在2024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万事达卡大中华区市场营销副总经理吴焕宇曾表示，根据万事达卡数据，2023年三季度全球跨境支付交易金额已达2019年同期的155％。虽然全球范围内消费韧性可观，但入境人士在华支付仍面临外卡受理覆盖率不足等困难。 从事国际旅行已有十余年的朱君杰，在2023年接待了超过一千位外国游客。他也提到，这些游客在一些大城市以及大型商场中是可以刷卡的，但是在很多小城市以及小商铺是没有办法刷卡的。但事实上，即便在一线城市，可能情况也不乐观。 2023年5月，上海市政府参事课题组开展了一项关于提升入境人士境内支付便利度的调查。课题牵头人顾晓敏在课题组开展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由于疫情影响，外卡收单业务逐步萎缩，许多外卡POS机退出市场。课题组委托第三方机构选取上海全市范围内外籍游客出现频率高的商圈、地标中的401家商户开展了实地抽样调研，结果显示，外籍游客最希望使用刷卡和现金支付，但401家调研商户中安装外卡POS机的仅有183家，占比45.39％，不足一半。 顾晓敏还提到，外卡刷卡手续费高昂，单笔费率基本上在2.5％到3.5％不等，而支付宝单笔费率仅为3.8‰，因此很多商户更愿意让外国人使用现金或支付宝、微信，外卡刷卡率仅为23.19％。 成本太高是刷卡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外卡POS机结算成本高，在入境旅客数量不高的情况下使用频率低，商户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特别是中小商户基本不会考虑部署。另外，目前在许多商场和商街中，商户自行结算支付的比例非常高，多元化支付也会增加商场商街的人员与运营成本。”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提到。 零售餐饮类商户，尤其不爱接受“外卡”。根据2023年万事达卡重点商圈外卡（即国际支付银行卡）调研，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零售餐饮商户的外卡受理覆盖率不足四成，可以“拍卡”商户的覆盖率不足三成；此外，境外人士的刷卡消费主要集中在住宿，达到了近七成，在零售、餐饮和百货等商户，相关外卡消费有待加强。 在多位受访外国人的反馈中，刷卡困难之外，现金的使用也不方便。来自埃及的一位留学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到北京时，由于不会使用打车软件，也没有移动支付手段，付了现金后司机无法找零。大卫则提到，当使用现金的时候，90％的商家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零钱”。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也关注到拒收人民币现金的问题，持续推进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工作，对核实为拒收人民币现金的，依法处罚并予以曝光。 朱君杰谈到，当国际游客进入中国境内时，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帮外国人兑换一些人民币，帮助他们进行购物，要注意的就是在银行取现金时就不能只取百元大钞，而是多取一些5元或者10元的零钱，这样才能花出去。“兑现金越来越麻烦，需要到处找ATM机。” 中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ATM市场，数量在2018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2021年，ATM数量跌破百万台；2022年，数量跌破90万台。这种情况对现金的取用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许多在华生活的外籍人士也逐渐习惯手机支付 “二维码对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生活在中国一年多，吴心语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移动支付”生活，深感其便利性。然而今年夏天，当表姐前往北京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表姐对中国的“线上操作”一头雾水。当吴心语带着表姐坐上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中途在高铁上点了一份外卖，并在下一站停车被送上来时，吴心语的表姐十分震惊，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 不过，对吴心语的表姐而言，想用上如此方便的服务并非易事。满大街可见的支付二维码对表姐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对短期国际游客来说，想用自己的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此前一直面临很大的困难。支付宝方面回应称，按照监管指导，目前正在试点，境外用户可以有一定的免身份认证的支付额度，超过则需要认证。支付宝一般可以通过护照实名认证，但是需要绑定中国的银行卡才能够支付；微信可以注册，但是没有银行卡的话无法实名，更不用谈支付功能。 “如果一个外国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上，在手机号和银行卡都办理后，使用软件进行移动支付都会比较方便，但是如果只是来旅游不到一个月，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因为无论办电话卡还是银行卡，都不太可行。”吴心语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 2023年7月，为了解决来华境外人士支付便利问题，支付宝、微信支付相继支持绑定境外银行卡。这意味着境外用户可以用境外手机号注册，并支持包括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国际护照等进行认证。 据支付宝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已支持主流国际卡组的银行卡，如Visa、Mastercard、JCB、DinersClub、Discover等。微信支付相关人士则表示，境外用户无须再绑定国内银行卡，也可体验覆盖多种场景包含扫码、被扫、微信小程序、In-APP等多种支付方式。 不过据多位受访对象反馈，注册登录往往会遇到问题。山东小伙杨米的爱人是一位法国人，这个春节，杨米一家接待了从法国前往中国旅游的两位朋友，当他们帮助这两位朋友绑定支付App时，使用外国银行卡绑定及外国手机验证均没能成功。“我们鼓捣了很久，都没有成功，手机接受不到验证码，也发不出信息，自然无法绑定和实名。” 江山也提到了很多不方便的情况，例如，在做身份认证的时候，需要输入证件号码，但核实时间常常无法确定，另一方面是需要发短信验证身份，没办法成功按照平台要求发短信。 微信支付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由于国际护照的核验渠道与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有所不同，如公开发布的使用指南中所述，持国际护照绑卡的用户，目前还需要在完成各种流程后，根据提示上传护照照片。目前，微信支付方面也在主动沟通相关部门，探索更精准的认证方式，争取在合规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与国内用户开通认证的体验一致。 此外，疫情后很多入境人士支付App的身份认证需要找回账号，或者会触发微信的15天冷静期。这种情况下，微信支付相关人士提到，为解决部分需要正常使用支付功能的境外用户，因各类安全措施造成的影响，已尝试在部分入境口岸、一线城市等区域，以灰度方式，逐步降低境外用户登录时出现各类验证的频率。但在这方面的优化，仍需要在安全合规与方便之间探索平衡。 上述种种问题意味着，“二维码扫码+手机短信验证+实名信息认证”的移动支付注册门槛，令很多来华境外游客无所适从。“二维码对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挑战。”2021年，大卫一家人从加拿大飞回北京，大卫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卫适应了移动支付，“这个过程也很艰难”。 即便注册成功后，目前在移动支付方面的消费限额、消费场景限制和费率过高等问题，也制约着境外游客的消费。以消费限额为例，根据相关规定，目前通过各类移动支付平台使用外卡均有一定限额。比如微信支付单笔支付限额为6500元，月累计5万元，年累计6.5万元。支付时的汇率会以用户的外卡所属卡组织和发卡行的汇率计算。 事实上，最令大卫担心的可能还是隐私与安全的问题。大卫说，日常绑定支付App时，银行账户最多只存5000元，就是为了避免账号风险问题，每次回到加拿大也会修改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中外差异从何而来 “目前，中国支付行业已经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成熟稳健期。”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高，达到86％，居全球第一，也在不断完善跨境支付体系，提升境外人士来华旅游生活支付便利水平，但依然存在开放合作水平亟待提升等问题，“要进一步丰富移动支付产品，有针对性地优化用户体验，为境外来华人士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 事实上，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种“脱节”。去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从全球零售端支付工具的演进看，部分境外来华人士支付不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在不同阶段的支付习惯、彼此有所差异导致的。 据此前媒体报道，普华永道一共对27个国家地区的21000多名受访者进行了有关移动支付使用的调查，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支付业务的平均增长率为24％，34％的消费者使用手机支付购物费用。数据对比显示，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左右。 事实上，移动支付诞生于美国，最初是一个基于短信的自动售货机，这被认为是移动支付的雏形，后续美国诞生了第三方支付，PayPal推出了电子钱包服务，是移动支付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在今天，传统支付方式在美国依旧占据主导地位，2020年全美消费统计机构显示，有80％的消费者使用信用卡购物。…

来源：中央社 （中央社台北23日电）中共拚经济再端出新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专题)今天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会议称，此举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 　　新华社报导，习近平2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 　　习近平强调，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品质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据报导，会议听取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彙报。 　　会议称，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利长远。要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高品质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废旧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国民经济循环品质和水准大幅提高。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 　　会议并称，要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鼓励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大规模回收循环利用，加强「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对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坚持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统筹支持全链条各环节，更多惠及消费者。 　　据报导，会议也研究了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 　　习近平说，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联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会议称，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举措。物流降成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基本前提是保持製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主要途径是调结构、促改革，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优化运输结构，强化「公转铁」、「公转水」，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形成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物流市场。 　　会议并称，要优化骨干大通道，打通堵点卡点，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鼓励发展与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结合的物流新模式。统筹规划物流枢纽，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生产力佈局，大力发展临空经济、临港经济。（中央社台北23日电）

来源：一条 在国外定居的人重新回到国内生活，这一动作被称之为“回流”。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上，“#回流”标签下的帖子，有着超过1800万的浏览量。“出国十年该不该回流”的提问，收到了231个回答，被浏览86万次。 ▲三位回国定居的朋友从左至右分别为西西里、Yano和游瑟瑟一家 找到了几位在海外定居后回到国内的朋友，他们在国外留学工作数十年，甚至组建家庭，或是已经拿到永居身份。 决定回国，有人想要离开的是1200加币的房租、高昂的生活成本，有人无法习惯“太安逸”的生活，也有人在家人去世后，想抓住时间陪伴亲人。 中外之间，总被冠上许多二元的差异，大家在卷或不卷、亲密或疏离中选择。 但他们的故事讲述着“回流”决定下每一环复杂细微的考虑。 对错与否可能难下定论，但“再来一次，还是会这么做”。 ▲西西里在UBC校园西西里 29岁 苏州 我18岁的时候去加拿大温哥华上大学，在那边一共学习、工作了8年时间。两年多前，我回到国内工作。 在那之前，我在加拿大读的是商科，毕业后在海外四大做会计工作，这看起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精致白领的生活其实成本很高，我很难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 当时应届生的年薪是4万加币（约人民币20万），税后每个月到手大约2400加币，当时我们租房要花费1200，所有的衣食住行就只能靠剩下的1200。 ▲西西里在温哥华时租的房子 你可能会觉得人民币20万一年已经挺多了，但是在加拿大这个收入基本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我听说现在应届生薪资已经提高到近6万加币，但是与此同时房租也在上涨。 在温哥华，买咖啡5加币，坐地铁月卡120加币，电话费也要80-100加币，甚至都没把买衣服计算在内，吃吃喝喝就已经花了很多钱，真是得数着卡里有多少钱过日子。 还有一点是加拿大的医疗太慢了。国内医院是一个24小时都会在的东西，但是国外小病只能去社区或者家庭医生，而且如果家庭医生接满了病人，他就不会再接新的病员了。如果今天不舒服，我要等到下个礼拜才能看，做检查要去专门的实验室，又要约到下个礼拜，然后再等一个礼拜才能拿到检验报告，听起来还挺不可思议的。 ▲西西里在加拿大和朋友去徒步 如果是大学刚毕业，我可能也不会很在意生活质量，觉得月光也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年纪又上去一点了，肯定会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空间，也想有一辆自己的车，这都需要有一定的积蓄。 所以我没法再接受一半的工资都要拿来付房租的生活。我当时觉得一定要回家乡苏州生活，不考虑去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2021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我开始找国内的工作，整个周期大概花了两三个月。 海外背景其实对找国内工作帮助不是很大，因为大家还是偏向于找国内有经验的人。我联系hr一个月左右才有第一个人理我，但开始面试之后进行得还蛮快的。拿到offer以后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我就回国了。 ▲西西里回国后，和朋友出游 头几个月算是“蜜月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国内消费比较便宜，生活也很便利，随时可以点外卖。 但我也很快有了一些不适应，主要是在工作上，虽然同样是在四大，但是在国内外工作的感受差别还挺大的。 首先工作强度比之前大了很多。从早上10点一直坐到半夜，回家洗澡睡觉，然后第二天又重复这样的生活，大家好像都没有怨言，觉得就是要吃苦、要奋斗。 在国外的话假如你今天多工作了4个小时，那你就可以用这4个小时来兑换之后的假期，一定是这样的。到了6点之后，办公室里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人家还会问你，马上要下班了，你怎么还在这里？ 但在国内大家好像都不太敢走，下班时间是一种不明说的规则。小伙伴经常会跟我说，谁谁还没走呢，还不敢走。就好像上晚自习一样。 ▲西西里在国内出差 国外同事之间的边界感也比较强，所以不太会在下班时间占用你的私人时间，但是国内可能在办公软件上找不到，就会直接微信，或者打电话。如果表达个人想法和诉求的话，也可能会被反向教育要接受现实。 我有思考过这个差异，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比如说小的时候，大家都想考100分，没有人会想考90分。但是在国外的话，你考90分也是A，100分也是A，所以只要考90就可以了。国内还甚至会有一些附加题，所有人都会去想争取考到120分，要做得比普通人还要好。 但是另一方面，我在国外的时候也会觉得西方人的生活有点太随意，我也不是那么认可。在国内的话我又觉得有一点太过，所以想要追求一种比较平衡的让人满意的状态还是挺难的。 我发了帖子以后，也有很多考虑回国的人过来抱团，我发现很多上了年纪、有家庭的人，他们要考虑的就比我多得多，我只待了8年，有的人待了几十年了，就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困扰。 当时做这个决定我还是蛮冲动的，没有考虑那么多，但再来一遍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也许我会再在加拿大试个一两年，但我主要还是想离家人近一点，所以最终也还是会选择回来。 ▲Yano在法国山里看牛 我是80年代生人，今年刚41岁。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祖国最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对全球化感受最深的时候。我有很多同学，都早早去了全球各地。 我大学毕业后在国内一家五百强公司工作了六七年，做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和经营分析，我很喜欢我的第一份工作，但是在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我就有了一种“一眼看到头”的感觉，也很羡慕那些出国的同学，所以就选择了出国。 那一年我29岁，想要出国的话，读书是最方便的方式。我很喜欢法语，在成本和费用上，法国的商科都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需求。于是我申请了法国的学校，先读了半年语言预科，再上硕士二年级。 ▲Yano参加巴黎高等经济与商业研究学院毕业典礼…